第三十五章 特密行动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梁副局长似乎被他的态度感动了似的，用温和的口气问到：“需要给你倒杯水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好的，谢谢！”
　　
　　局领导立即转头看了一眼站在一旁警戒的小杜，小杜见状，顿时心领神会，迅速出去倒水了。
　　
　　就在小杜还没回来之际，郑思龙又说到：“我相信，有些事情，你们应该掌握了一些，但大部分的秘密，你们可能从未听说过，所以，我希望，在我讲之前，请刚才出去的那位小警察不要在这里，因为他还不够格听”
　　
　　局领导猜想这家伙下面要讲的内容，可能会涉及到国民党情治系统方面的机密，于是转过头去，对梁副局长低声说到，“我要不要也回避一下？”，被一口否决了。
　　
　　郑思龙见小杜警察放下水杯，被指示出门后，这才正式开了口：
　　
　　“…全面抗战那年，也就是1936年12月，原先在33年1月从北京转运到上海的故宫文物，在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下，又用专列运到了南京，存放在朝天宫。当时，我父亲效力于军统，此前隐身在故宫博物院的警卫部门，主要是为了暗地监督“清室善后委员会”工作的，后来发生了易培基案件，我父亲受命进行秘密调查。你们知道易培基案件吗？“
　　
　　见两人未回应，于是又自言自语到：
　　
　　“易培基，是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，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，当时张继这个人，一位国民党的元老，最初也想做院长，但没有成功，只做了一名常务委员，并且排在最后，心里就有点不舒服，后来，故宫的领导职能发生了变化，由委员制改转为院长制，院长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，副院长以及下属各科负责人，则由院长直接提名任命。易培基继续担任院长，他将一直跟随他的马衡，擢拔为副院长，本来这副院长一职，是内定给张继的，但张继最后却落空了，只做了文献馆的馆长，这令他更是不满。此时，恰逢倭寇侵华日夜加剧，山海关失守，北平面临着即将沦陷的危险，易培基审时度势，当机立断提出了要将故宫的文物南迁，张继表示强烈反对，后来在得知南迁计划已得到行政院正式批准，并有六万元的预算迁移费用，于是就打着‘文物迁移存放在上海法租界内，是一种国耻’的幌子，要求文物迁往西安，由他来具体负责，但被易培基否决了，这一下，终于激怒了张继和他老婆崔…崔振华。
　　
　　崔振华这个女人，真是不简单，是个华侨，曾出钱资助过辛亥革命，在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时，还专门跑到广州，找孙先生大吵了一架，最后如愿以偿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。这次见张继没有捞到迁移经费的分配权，就开始挑事吵闹，先是利用自己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身份，到故宫设在神武门的办事处大吵大闹，撒泼打滚，后来利用与当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关系，联手南京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等人，恶意捏造构陷易培基院长侵占故宫古物，一时闹的满城风雨，故宫无法正常工作。由于这一事件影响很大，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、行政院、司法部都介入调查，我父亲也受戴局长密令进行秘密调查，后来还受命跟踪过国民党三元老，吴稚晖、张静江 和李石他们三人”，
　　
　　“为什么要跟踪这三个人啊”，梁副局长不解地问到，
　　
　　“他们三人，为了易培基的冤案，专程跑到四川、重庆，找蒋先生去伸冤说情”
　　
　　“噢…继续说”
　　
　　“就在文物正式南迁的前一天，我父亲突然收到了军统北平站传过来的一份紧急情报，称日本人预谋在南迁专列路过的天津段附近引爆炸药，意图阻止文物南迁，然后嫁祸于人，并借机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，迫使迁移计划全面终止。我父亲见状，立即通过匿名的方式，将该份情报传递给了马衡先生，马先生当时是负责文物迁移的总指挥，应该说，这份情报还是及时起到了作用。当然，马先生也有可能从其他途径得到了这个情报。第二天，马先生在北平火车站送行专列时，特地将当时负责第一批文物南迁的吴瀛先生叫到一边，秘密嘱咐他，专列开出后，中途要改道，避开天津站，转平汉线南行。后来，专列正是按这个路线南行的，一路上安全无恙。我之所以要讲这些，就是想说，我父亲还是为国家做了点事的，并不是这位领导口中的那种十恶不赦之人。”
　　
　　局领导顿时“嗬嗬”干笑了两声。
　　
　　“领导，你也不要不信！有时间，完全可以去查一查，看看我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？专列后来是不是改道了？还有一件事，你也可以顺便查一下。当时有个叫周肇祥的人，此人曾是民国政府“清室善后委员会”的委员，曾负责管理过故宫，后来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后，退出了故宫。就是这么个人，在得知故宫文物要南迁消息后，受张继和日本间谍的诱导蛊惑，专门成立了一个‘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’，自认**，设在你们大陆领导人现在办公居住的地方，然后公开通电全国，反对故宫文物南迁。不仅如此，这家伙还组织了一帮人，在故宫太和门前游行集会，散发传单，发表煽动性的演讲，想阻止故宫文物外运，后来，我父亲将此事及时通报给了军统北平站，这不，第二天，我父亲的两位同仁，穿着警察服装，来到了周肇祥家中，二话不说，上去就是两个耳光，然后将这家伙拷了起来，拖上车，关进了大牢。这样一来，原先那帮闹事阻止的乌合之众，一下子树倒猴孙散了，后来的文物外迁，就变得非常畅顺了，再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和麻烦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后来呢？”
　　
　　“后来，到了37年7月，卢沟桥战事爆发，南苑又失守，我父亲这才暂停了秘密调查工作，随着故宫最后一批南迁文物来到了南京，留在朝天宫从事古物的保卫工作。他到了南京首都的第三天，突然接到了命令，并被蒙面带到了军统总部旁边的一个秘密处所，也就是前几天我曾去过的三元巷洪公祠对面的那条巷子。在那里，我父亲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戴笠局长，受到了戴先生的表扬。我父亲当时向他详细陈情了易培基一案的始末，以及文物南迁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情况。
　　
　　再后来，过了大约半年时间，上海淞沪之战打响了，国民政府感到首都南京已不再安全了，决定安排故宫文物西迁。当时，西迁的路线分为三路，北路、中路和南路，北路和南路为陆路火车运输，中路为通过长江船运，我父亲当时被分配在中路，要跟船西行。就在这年的十一月，国民政府将首都正式迁到了重庆，我父亲此时还留在南京，没日没夜地参与抢运文物，先后一共运出了一万多箱，但令他万分痛心的是，剩下的将近三万箱的文物，最后还是没有来得及运出去。我父亲直到去世前，还一直在念叨此事，说这三万箱文物，都是康熙、乾隆时期的西洋贡品、清宫玉牒和内务府档案等，之所以没来得及运出去，主要是由于英国佬胆小怕死造成的。本来已跟英国的太古洋行约好的，可是到了12月…？…12月3号，他们的船长临时变卦，死活不肯将船靠上下关码头，导致这批古物，最后又被拉回到朝天宫存放，没过几天，也就是12月13日，首都正式失守了。听说后来小日本曾想将这批文物运到日本去，临时这些文物移到了北极阁、中央研究院、地质研究所和东方中学四个地方封存，还好，45年日本人投降后，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，这些文物大部分还在。”
　　
　　“暂时不说这些，还是说回你父亲吧”，梁副局长见他说的有点走样，便打断了他的供述。
　　
　　“我父亲当时是跟着中路的船运这一路，文物通过长江运到汉口后，稍作了停留，就又到了宜昌，在这里，换上了民生公司的船，就这样，逆水行舟，一直到了第二年的5月份，才到了陪都重庆，这一路上，我父亲他们可是吃尽了苦头。到了重庆之后，我父亲就收到命令，没有再跟着文物去四川的乐山、安谷了，而是留在了重庆警备司令部。
　　
　　再后来…大概是41年，不对，是重庆大轰炸后的第二年，43年，这一年的3月17日，我父亲接到了军统局的命令，一大早就来到了位于歌乐山的军统临时办公总部，第二次正式见到了戴先生。”
　　
　　郑思龙停了下来，提出能否给他再续一杯水。局领导迅即起身，很快从外面拿了一杯水进来，摆在了他的面前。
　　
　　郑思龙端起水杯，听到铁门“咔嚓”一声，知道已关闭，喝了一大口水，便放了下来，继续讲到：
　　
　　“戴老板这一次亲自召见我父亲，是有特殊原因的。就在国民政府将首都迁到来重庆不久，戴老板就忽然收到了四川青城山的一位道士送来的一本古书。这本古书的名字，叫…叫…《怀陵流寇始终录》，是个古籍抄本。戴笠当时并没有在意，随手翻了一下，就扔在办公桌上一角。某一天，小日本飞机又来重庆轰炸，他在躲进防空洞时，顺手就将这本古书带了进去，这才发现该本书作者的姓名与自己雷同，也交戴笠，是位明末的史学家，因此产生了一点兴趣，后来，他花了点时间，细细阅读了一下，这才发现其中所载之内容，竟然是明末李自成是如何攻入紫禁城，称皇登基，如何掠走众多财宝，后来败退京城，一路携宝，辗转陕西，河南，最后在湖北九宫山全军覆没的。而令他感到非常惊奇的是，这本书中，还夹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工整地写着一行字”
　　
　　讲到此，郑思龙故意停顿了一下，见两位审讯人员并未表现出急切之状，于是继续说到：
　　
　　“一共十六个字，‘荆楚之石，鹤鸣角亢，率循大卞，天下燮和’。这十六个字，顿时引起了戴老板的注意，也终于明白了道士的一番苦心。
　　
　　据我父亲说，戴老板虽然已大概猜到这十六字的含义，但为了慎重起见，他还是私下向当时的国学大师傅斯年老先生请教，就是那个…那个敢在蒋先生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老先生…，这位老先生，据称在国共重庆谈判时，还向贵党的毛先生索要过一首诗…嘿嘿嘿…后来又向钱穆、刘文典、陈寅恪等几位国学大师请教过，最后才真正确定这十六个字的真正意思，原来里面大有乾坤，深藏玄机。于是就乾纲独断，秘密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，一共五人，我父亲就是其中一员，去追寻遗失多年的秦皇传国玉玺，寄望能借此神力，振奋人心，救中华于危亡。后来，抗战胜利刚结束，这事就给蒋先生得知了，引起了蒋先生的极度不满，认为戴老板权势熏天、目中无人，不忠诚，有不轨之心，于是放话要裁撤军统。
　　
　　46年3月12日，我父亲他们收到了戴老板的紧急返宁密电，于是便日夜兼程往南京赶。谁知，当他们五人3月16日下午刚到达南京郊区，就突然遭到一股人袭击，两位同事当场被打死，我父亲他们三人被打散了。我父亲算是命大，当时大雨滂沱，山路崎岖，并且又是晚上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就在他感到绝望之际，忽然看到远处有一盏高高的明灯在闪亮，以为是天上神灵护佑，便向着灯光一路摸索过去。当他走到一处破房子里，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对，于是就将身上的小本子、通行证和报纸，用个牛皮袋装着，埋在了离旗杆大约有两庹的正南方向地下。第二天，大雨过后，他出去找食物时，就被当地的保安团抓了，后来被直接关到了南京军统总部。
　　
　　由于我父亲执行的是秘密任务，只向戴老板一人负责，所以虽遭一番严刑拷打，但没有丝毫松口招供，后来就被扔在关押室里，一直无人过问。真是好人有好报，我父亲就是这样运气非常好的人，福大命大，没想到，一天晚上军统大楼突然大火，他找了个机会就逃了出来，第二天，才从报纸上知道，为什么没有人来继续审他，而是因为自己被抓后的第二天，戴老板的飞机在飞往南京途中，在大雨中摔到了戴山之中，无论是军统还是中统，都无暇顾及了。我父亲看到这个消息后，感到非常震惊，他深知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，里面一定有一个巨大的阴谋，并且很有可能与他们这次行动所调查的秦皇传国玉玺有关，于是连夜改头换面，逃亡外地，一路装成乞丐，逃到了香港九龙，藏到了一个民国政府和香港政府两不管的地方，也就是九龙寨，估计你们应该知道这个地方。嘿嘿嘿…不过，我还是要说一下的是，戴老板坠机之事，是否与蒋先生有关，我父亲并不清楚，但心中一直有怀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