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7章 战后波澜(四)疏争功过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且将时间回溯到两战大捷的消息传回京师之时。当时六百里加急的军情喜报传回京师，由于这一类大捷的喜报会沿途吆喝，京师百姓其实比宫里知道得还早。
　　
　　当消息被各部衙、内阁直至司礼监得知时，京华时报、实学动态等报业都已经开始准备写稿了，而民间更是欢歌笑语，许多人自发地开始庆祝起来。
　　
　　与民间喜庆不同的是，官员们对此要“矜持”得多，很多人都只是说说场面话，感慨几句宿敌覆灭、大明万胜之类，但其中多数人眉宇之间反而生出许多阴郁来。
　　
　　正如刘馨所料的是，不仅心学派官员得知大胜细节之后几乎如丧考妣，甚至许多中立派旧理学官员们也都面色沉郁，不像是要欢欣国家中兴，反倒如狂澜既倒而无人可挽一般。
　　
　　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二十年前略施小计降服土默特，一两年前迅雷不及掩耳击败鄂尔多斯，现在更是一战覆灭蒙元，将察哈尔部逼得断臂求生逃亡西域。
　　
　　由此，高务实的军功已然过甚，而且考虑到他如今年不及而立，长此以往，朝廷上下到底还有谁能制衡于他？
　　
　　宫中的反应则更进一步加剧了各方担忧——皇帝很快传出口谕：明日辍朝一日，京师官民齐庆！
　　
　　虽然没有传出关于皇帝打算如何封赏高务实的消息，但既然要庆祝，甚至还要为此辍朝，那显然意味着皇帝认为这是天大的功劳啊！至于还没有提及封赏，那还不好解释么，人家高经略人还土默特呢！
　　
　　再说图们他们虽然跑了，但现在到底跑到哪儿了还没确定，高经略是否打算继续追杀也还不清楚，这个时候当然还不能着急巴巴地先封赏。
　　
　　不过对于非实学派官员而言，这倒是个难得的好消息，意味着现在还存在某个窗口期，可以想办法好好利用一番，避免将来局势全然不可挽回。
　　
　　可能是由于消息实在来得过于突然，前段时间明明都是一直找不到敌人，忽然之间局势大变，一下子就来了个双杀，以至于京师官员们的反应也有些乱糟糟的。
　　
　　来不及细细商议的各路官员在第二日纷纷上疏，这次“群议”可真是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，议论的重点也各不相同。
　　
　　有些官员直接否认高务实的军功，认为其中水分很大，尤其是这一次：“六十万大军出塞，靡费数百万，其与鞑奴交战者不过十万余而已，且未能尽歼鞑奴，可谓贪功而无能！”
　　
　　有些官员则比较有偏重，比如有人说高务实此战花费甚巨，谓“国朝积累二十载而一朝耗尽，倘天下有事，朝廷何以应变？”
　　
　　有人则表示：“值此南方东西皆乱，播州未平而漕变又起，朝廷多处用兵，如双拳却敌四手，但有一二不顺，恐坏全盘矣。今鞑奴既遁，我何餐风饮露而追穷寇？臣闻播州蛮合纵连横，乃有汉人逆贼献策其间，实为朝廷大患，实不如北境休兵而先平南贼。臣意，当速召经臣回京交卸……”
　　
　　又有人极其耿直，直言高务实权威过盛：“经臣高务实，以伴读而获圣眷，以状元而登鼎甲，及有按一方而复交趾，持一旨而战漠南，抚一地而斩炒花等业。又以其智而成京华，富甲天下；以其能而行债券，助定缅甸……凡此功业，实为显耀。
　　
　　然其富甲天下而畜私兵，南征北战而威将帅，登科继业而夸党魁，勾连内外而固圣眷……若不予制，臣恐天下人但知有高务实而不知有圣天子也！”
　　
　　当然也有温和的，表示：“自三代以降，圣人以德懋懋官，功懋懋赏，遂有因德获官，因功获赏之惯例。今蒙元经略户部尚书高务实，治财积宝，战功彪炳，德彰九州，惠及四海，岂有不酬功以爵之理？
　　
　　蒙元，吾朝宿敌也。今以其覆，上可告慰二祖列宗，下可安定社稷民心。经臣高务实尤专其功，陛下岂吝赐国之赏！臣不揣荒唐，窃思当以国公酬之……”
　　
　　这一条正如刘馨之前担心的那样，看似吹捧高务实，其实暗藏杀机，欲以酬功而为高务实封爵，却断他仕途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除了这些或明或暗都是为了打击高务实的奏疏之外，实学派方面也有官员上疏议论此事，只不过……呃，也有些混乱。
　　
　　实学派官员的议论，大抵从出发点来说倒都是为了高务实好，只是按照夸的程度不同，大体上也分两派。
　　
　　其中一派是猛夸，将高务实从出身到功绩夸了个遍，然后表示高务实如此德才兼备，不入内阁简直不可理喻。总之，这一派人的目的是为了推高务实入阁，其中甚至有人表示现在皇帝就应该召集大小九卿进行廷推了。
　　
　　另一派算是有节制的夸，高务实的出身、曾经作为皇帝伴读这些旧事他们没提，而是着重强调了高务实入仕之后的功业。
　　
　　他们的目的其实也是推高务实入阁，不过这些人可能看得深远一些，或者就是昨晚听到了什么风声，所以他们还特意提出：高务实作为文臣，其立下的文治之功其实胜过武功，因此对高务实的封赏应该有所侧重，不能因为他看起来战功更加显赫就给他弄武臣封爵那一套。
　　
　　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在“文臣”这个范畴之内，皇帝陛下您怎么封赏高务实都行，但绝对不能把武臣封爵那一套用上。这其中更有甚者，认为就算要给高务实封爵，那也必须按照李善长的模式来办。
　　
　　至于什么叫“按李善长的模式来办”，那自然是说按照李善长当年文官封爵的办法来给高务实封爵：李善长可是开国韩国公(一开始是宣国公)。呃，至于韩国公后来为何除爵，那是另一回事了，总之都怪胡惟庸案。
　　
　　说实话，这提议倒是个“创举”，因为朱元璋封李善长的时候，还并没有说将来只有军功可以封爵这话。
　　
　　中国的爵位制度出现很早，自周朝开始就出现了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这五等爵位。汉朝把五等爵位变成了王和侯两种，能够得到这份殊荣的都是皇帝的本家、外戚和有功之臣，后来又把担任丞相一职的人封侯。自汉朝以后，尤其是到了五胡乱华时期，封爵就变得异常混乱，基本上在朝廷内任职的人都可以获得五等爵位。
　　
　　到了大明朝，形式为之一变。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，给功臣以及死难将士的封号也都是五等爵位。可是等到坐稳天下之后，朱元璋又觉得封爵太滥了，似乎显不出尊贵来，于是就把五等爵位变为三等爵位，也就是只有公、侯、伯，并且规定，文官不得封为公侯，最多只能封为伯爵，而且前提是必须立有军功。
　　
　　从表面上看，是朱元璋苛刻，舍不得爵位赏赐，毕竟一个文臣一般是不会有机会立有军功的。这从一方面来讲，这个政策确实是朱元璋对武将们的偏爱，因为武将只要是有爵位，哪怕官职没有文官大，在朝中受到的尊崇和地位要远远高于文官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文官势力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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