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72章 紧急磋商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吴兑和梁梦龙几乎是同时抵达昭回靖恭坊的高务实状元第，两人虽然都是一头雾水，但也知道高务实这么大半夜派人把他们从床上叫醒请来此处，绝不会是突发奇想要和他们闲聊，这一定是有大事要事发生，而且多半还是急事。
　　
　　三人没在花厅会面，而是直接被请进了高务实的书房，大家都很默契的没有过多寒暄。
　　
　　高务实只说了一句：“深夜叨扰，甚是抱歉。”然后便把手里的密函一扬，叹道：“刚刚收到的急报，西宁丢了。”
　　
　　吴兑到底是老牌大司马出身，一看高务实手里的密函，便拧眉问道：“不是朝廷的军报？这是京华自己的密报？”梁梦龙也立刻朝那密函望去。
　　
　　高务实没有解释，只是点头道：“事涉京华。”然后便把密函递给吴兑，而梁梦龙也偏过头去一同查看。
　　
　　密函并不算长，两人很快看完，都是倒抽一口凉气，互相对视了一眼。
　　
　　吴兑沉吟着道：“曹某所言若皆属实，则此事当属永昌卫之罪，应该不会波及京华。”
　　
　　梁梦龙则道：“京华本事并无过错，但此事引发的后果却不堪设想。”
　　
　　吴兑闻言也接口道：“不错，这几年朝廷重心不在西北三边，三边军务以防御为主，如今西宁失陷，却不知要如何措置夺回。”
　　
　　梁梦龙思索着道：“郜文川手头可用之人不知是否足够……我总觉得陕西三边固守有余而克城不足，兵部说不定要出手帮他一把了。”
　　
　　他提到的郜文川，文川是其号，此人本名郜光先，字子孝，乃是时任三边总督，官职全称是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
　　
　　换句话说，这位老兄在总督之中已经几乎做到巅峰，挂兵部尚书和左副都御史衔。他本是嘉靖三十八进士，当时在金榜中排名中游，没能留在京师，授上海县知县。后升任监察御史、大理寺少卿。擢右佥都御史、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延绥。后改左副都御史，巡抚蓟州、辽州、保定，兼理边务。前年晋兵部右侍郎，总督三边军务，去年晋今衔。
　　
　　吴兑点头道：“郜文川若有需要，兵部肯定是要帮他的……”
　　
　　梁梦龙没有多说，但心里很明白。如果时任三边总督是个与“大家”无关的人，兵部现在是不必着急的，毕竟人家也没向朝廷报警求援，那这事就还是该督臣自己的差事，兵部犯不着这么积极主动。
　　
　　但郜光先不同，他是山西长治人，晋党出身的督臣，属于“自己人”里的重要边臣，该帮的忙就得早些准备一手。
　　
　　再说，张四维丁忧已经这么久了，万一到时候他回朝发现自己的重要属下因为兵部办事不力、支援不足而倒台了，这气不得撒到他梁梦龙头上来？
　　
　　其实连高务实都不知道他大舅还能不能回朝，因为在原历史中，张四维的父母是相继去世的，张四维本人因为受不了这重连续的打击，悲伤过度而自己也辞世而去了。不过梁梦龙又不能未卜先知，当然不知道这点，所以他担心张四维回朝会找他算账，这是很正常的想法。
　　
　　毕竟论起亲疏的话，晋党出身的郜光先反倒比他梁梦龙在张四维心里更重要呢。
　　
　　吴兑身为阁老，考虑的层次更高一些，他这时摇头道：“朝廷或者说兵部能给他的支援只怕也有限。”
　　
　　梁梦龙一时没能理解，反问道：“这是为何？咱们眼下没有其他大战，调动一两支精兵支援甘肃方面，这应该并不困难。”
　　
　　这里顺便说一句，陕西三边总督并不是只管陕西，这个职务有必要说一下(便于后文情节理解，而且我看了下，百度百科说得太简略了)。
　　
　　陕西三边总制，又称三边总督，与两广、宣大、蓟辽总督并称为明代常设四大总督。
　　
　　元朝灭亡后，蒙古各部退居草原，长期与明朝南北对峙，几乎与明朝统治相始终，两者形成了密切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关系。三边总制即是应对北边军事形势而产生的，并与陕西三边四镇的形成与建设相辅相成。
　　
　　明代所谓的“陕西”，其实在大多数时候，指的都是整个西北地区，包括了后世的甘肃、宁夏、陕西、青海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。
　　
　　为加强对该地区的军事防御，大明在此先后建立了四大军事重镇，即宁夏镇、甘肃镇、延绥镇、固原镇(陕西镇)。三边，即指其中宁夏、甘肃、延绥地区。最迟至明代中期，三边军镇已经设立并逐渐完善。
　　
　　据《明会典》记载：“弘治十年议遣重臣，总制陕西、甘肃、延绥、宁夏军务。十五年以后，或设或革。至嘉靖四年始定设。四镇兵马钱粮、一应军务从宜处置。镇巡以下悉听节制，军前不用命者，都指挥以下听以军法从事。”
　　
　　而关于陕西三边总制的初设时间，历来有多种说法，比较主流的一种说法是认为当早于弘治十年。具体而言，成化十年时，王越已有总制之名，统驭各路军马。
　　
　　时孛罗忽、满都鲁、自加思兰等常居河套地区，连年入寇陕西沿边一带：“成化初，毛里孩乩加思兰、孛罗忽、满都鲁继至、初犹去住不常。六年以后始为久居计，深入诸郡杀掠人畜，动辄数千百万，岁常四三入。边将拥兵坐视，或视其出而尾之，偶获所遗老弱，辄虚张以为斩获之数。甚者，杀吾民为虏级，皆冒为功，被升赏无笄，有败衄者，罪止降谪且多宥之。”
　　
　　正是由于此时边将多不用命，虏患由是日炽。而王越几次攻之，稍有所获。成化九年九月十二日，王越袭破“虏营”于红盐池。成化九年十月十一日，王越等获韦州之捷，夺还男女一千九百三十四口。
　　
　　宪宗欲从长计议，迫使“虏贼”不敢犯边，遂授予王越节制大权，以促其大成。然而在成化十年七月，王越因病势渐增而回京。
　　
　　弘治十年，蒙古人寇肃州之沙窝堡，巡抚甘肃都御史吴珉不能抵御，兵部乃议设总制官，遂令王越总制甘凉各路边务兼巡抚地方。不久即命甘肃、宁夏、延绥三边军马俱听王越总制调用，巡抚甘肃都御史另选他人。
　　
　　王越任总制期间主要应对贺兰山后蒙古一部，孝宗特告之：“贺兰山后乃虏贼巢穴，累次寇边，皆自彼而入，使其住居年久，熟知地方或诱引北虏大众，或招来野乜克力等夷，为患不小，尔须运谋追剿，母令滋蔓。”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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