孝武帝 (第2/2页)
其慧者，又将旁出歧趋以冀非分之福泽。故天子欲拔一士于流品之外，而果无其人。即有明辨之智，干理之才，喻利焉耳，稔恶焉耳，于是而天下后世益信孤寒特起之士果为佞幸，适以破国亡家而不可用；亦恶知摧抑而使智于汙下者，虽有才智不能自拔也。
故人主之好尚，不能不随风俗以移，而圣王崛起，移风易俗，抑必甄陶渐渍之有日，而不可旦夕期其速革。孝武以近臣闲大臣而终于乱，非天子不可有特用之人，其驯致之者，无以豫养之也。
五
一动而不可止者，势也。太上以道处势之先，而消其妄，静而自正也。其次坦然任之，不得已而后应，澄之于既波之后，则亦可以不倾。
元凶造逆，天下同雠，孝武援戈而起，以臣子而恤君父之惨，行戮兄弟而非忍，夫孰谓其非正者。然而诸王拥方州以自大，义宣反于江州，诞反于广陵，休茂反于襄阳，乘之以动而不可止，于是而孝武之疑忌深矣。
削之制之，不遗余力，而终莫能戢。嗣子虽不道，而祸速发于同姓之操戈，垂及明帝，杀戮逞而刘宗遂亡。波涛触乎崖石，逆风而歕薄，亦至此哉！揆厥所繇，不可谓非孝武之师先之也。
夫孝武之师，动以正也，乃一动而不可止，卒以倡乱者，岂谓其不宜县逆劭之首于都市哉？度之于先，而与物相安以息争也，固有道矣。义兵之至建业也，劭将授首，君父之怨释，臣子之职亦庶几尽矣。
乃以次，则非长也；以望，则不足以服人也；于此顿兵于宫阙，正告诸王曰：“吾之决于称兵也，以君父不忍言之惨，古今不再见之祸也。今元凶已伏诛矣，孤岂忍有利天下之心？以齿以德，必有所归，社稷不可以无主，吾将与诸王奉之。”使众意他有所属，臣子之道尽，虽不为天子而志已遂矣。如臣民以功而不我释与？
抑引咎含哀，不得已而受命，推怵惕之忱，厚抚诸父昆弟，以广先君之爱，则天下既服其仁，而抑知大位之不可以力争也。天下定矣，乃听义恭之谄，元凶未斩，而先即位于新亭。然则起兵也，非果有割肝裂胆之痛，而幸兄弟之逆以获大宝也。波自我扬，而欲遏之也，得乎？
既急于自立而莫能待矣，则抑可自信曰：均为臣子，而诸王偃蹇于逆劭之世，我既诛贼子而得之，人情所归，非我贪也。有谅我者，其知顺逆者也，不足虑也；其横逆而逞者，狂飙之拂水而已，怀之以恩，而尚不可革，天下臣民，自不迷于向背，夫孰与我为敌者？
坦然无惧于彼，而不轨者之意亦消。即有妄动之狡童，而义诎援孤，亦不崇朝而沮丧矣。乃孝武忮人也，甫一践阼，而杀其弟铄，视诸父昆弟若人可为已之为，而削夺禁制以亟掣曳之，夫而后告诸王以不日保之情，启其觊觎，徒树荆棘于寸心以相捍御，非能御也，教之而已矣。及身三叛，而嗣子速亡，不亦宜乎！
呜呼！以忠孝始，以恧缩终，怀恧缩于心，启戈矛于外，惜哉！孝武有仁孝之资，而自流于薄恶，天子之位，犹可猎也，孝子之实，不可袭也，反诸中而不诚，居之不安而卒于乱，乱其可止哉！遏之乃以扬之，得免于及身之戮，幸矣。
六
张岱历事宋之诸王，皆败度之纨袴也，岱咸得其欢心，免于咎恶，而自诩曰：“吾一心可事百君。”夫一心而可事百君，于仕为巧宦，于学为乡原，斯言也，以惑人心、坏风俗，君子之所深恶也。
晋、宋以降，君屡易而臣之居位也自若，佐命于乱贼而不耻，反归于故主而不怍，皆曰：吾有所以事之者也。廉耻荡而忠孝亡，其术秘而不敢自暴，岱乃昌言之而以为得计。呜呼！至此极矣！
且夫事君之心，其可一者，忠而已矣；其他固有不容一者也。岱曰：“明闇短长，更是才用之多少耳。”才可以随方而诡合，遇明与之明，遇闇与之闇。假令桀为倾宫，将为之饰土木，纣为炮烙，将为之爇炉炭乎？
故有顺而导之者，有徐而导之者，有正而折之者，有曲而匡之者，心不容一也。若逆天悖道之君，自非受托孤之寄，任心膂之重，义不可去，必死以自靖者，则亦引身以退，而必不可与同昏，恶有百君而皆可事者乎？则恶有一心以事君，而君可百者乎？游其心以逢君，无所往而不保其禄位，此心也，胡广、孔光、冯道之心也。
全躯保荣利，而乱臣贼子夷狄盗贼亦何不可事哉？心者，人之权衡也，故有可事有不可事，画然若好色恶臭之不待图惟也。苟其有心而不昧，则宋之诸王无一可事者，而百云乎哉？女而倚门也，贾而居肆也，皆一于利而无不可之心也。故曰：充岱之说，廉耻丧，忠孝亡，惑人心，坏风俗，至此极矣。
七
郡县之天下有利乎？曰：“有，莫利乎州郡之不得擅兴军也。”郡县之天下有善乎？曰：“有，莫善于长吏之不敢专杀也。”诸侯之擅兴以相侵伐，三代之衰也，密、阮、齐、晋，莫制之也；三代之盛，王者禁之，而后不能禁也。若其专杀人也，则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未能禁也，而郡县之天下得矣。
人而相杀矣，诸侯杀之，大夫杀之，庶人之强豪者杀之，是黾之相吞而鲸鲵之相吸也。夫禹、汤、文、武岂虑之未周，法之不足以立乎？自邃古以来，各君其士，各役其民，若今化外土夷之长，名为天子之守臣，而实自据为部落，三王不能革，以待后王者也。
至于战国，流血成渠，亦剥极而复之一机乎！汉承秦以一天下，而内而司隶，外而刺守，若严延年、陈球之流，亢厉以嗜杀为风采，其贪残者无论也，犹沿三代之敝而未能革也。
宋孝武猜忌以临下，乃定“非临军毋得专杀、非手诏毋得兴军”之制，法乃永利而极乎善，不可以人废者也。
嗣是而毒刘之祸以减焉。至于唐、宋，非叛贼不敢称兵；有司之酷者，惟以鞭笞杀人，而不敢用刀锯；然后生人之害息，而立人之道存。不然，金、元之世，中国遗黎，其能胜千虎万狼之搏噬乎？